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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民谣依旧少年——评散文集《心谣》******

　　作者：范红升（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岁令已进入冬季，但古城阳羡依旧青山逶迤、绿水如带，就如同我眼前戴军的这部散文集《心谣》（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里面的文字绿意盎然、清新明快、生机勃发。

　　《心谣》是一部关于宜兴民谣的江南之书，它循着作者搜集、整理民谣的线索，挥洒文化大散文的笔触，探问真实与虚构的边际，以明净之心、审美之眼、温润之言，呈现原乡生活的细腻肌理，观照江南民谣的前世今生，在峰峦重叠的众生百态里，折射江南文化意蕴丰赡的人性温度与历久弥新的人文华彩。

　　读《心谣》，我不禁想起中国最古老的民歌民谣——三千多年前的《诗经》。《诗经》是怎么诞生的呢？根据《汉书》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就是说，每到春天，采诗官就会深入田间地头，摇着木铃铛收集那些能够反映老百姓悲欢疾苦的歌谣，整理之后交给负责音乐的官员谱曲，随后广为传唱。由此可知，早在三千多年前，自中国人心头流淌而出的民谣，便如唐古拉山的万千清泉，涓涓发端，浩浩汤汤，奔流向东，它们穿巴蜀、越云贵、历湖湘、入江南，汇入中华文明的五湖四海、恣肆汪洋。从这个意义上讲，《心谣》也是一部文学和文化的传承之书。作者由采诗故事讲起，溯流而上，娓娓道来，摩挲“民谣”这块文化瑰宝的每一个细节，它们或沉郁，或嘹亮；或乡音醇厚，或牧歌空灵；或为饱经沧桑的渔翁樵子，或作飞扬跳脱的月下少年……无数人情味浓的文化细节与激荡人心的历史瞬间唱和对话，传统的文学题材被打捞、被重估、被赋值为当代经验。记忆与现实，故乡与远方，个体与时代，皆因“有心人”的吟唱被认领、被联结、被融汇。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无以计数的中国人心间流淌过千年的古老“民谣”因作者之笔，重又鲜亮活泼起来，它不再是文学史卷中的古董、藏品，不再是无处安放的文学零余，而是重返现实主义创作现场的生动元素和有机力量。归来，民谣依旧少年。

　　以心为念，以情歌谣，是为《心谣》。心之谣歌，既是切近的烟火日常，也是悠远的氤氲诗意。《心谣》是中国人的寻根之诗。你若读《心谣》，就不能只读它的故事，你要去听那天地间婉转低回的呼喊和细语，去品那无处落笔的家书和豁然开朗的一醉，去读柳色江南和深秋鸿雁。从这个角度来说，《心谣》还是一部关于中国人心灵世界和生活选择的启示之书。

　　《心谣》是一部江南之书，是一部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之书，是一部关于中国人心灵世界和生活选择的启示之书，因为这三重重要意义，《心谣》具有不可忽视、更不容错失的出版价值与阅读价值，我们非常感谢作者戴军将她的作品托付给我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与作者的首度合作。在稿件策划之初，我们就对这个选题高度重视，编辑多次赴宜兴沟通出版事宜；我们以清新的风格诠释作品，来展现阳羡的江南风韵，力求以生动优美的形态契合雅致的文字，以期吸引更多年轻读者，并通过对图书的宣传和推广，使这本书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效益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让更多读者感受到民谣的魅力、文学的魅力、《心谣》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14版）

动物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作者：陈怀宇（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动物史已经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持续的关注。在2022年8月下旬波兰波兹南市举行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开幕式安排的主题发言第一场便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强调“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四方面的研究。这充分说明了动物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动物，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和动物共生的历程。当然，从自然史的角度而言，动物的历史要比人类的历史久远得多。

　　进入人类世之后，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而动物的活动范围不断缩小，特别是启蒙时代以来，人类被视为万物之灵，地位凌驾于自然界的动物之上。人口在二战后爆发式增长，工业化在全球迅猛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地球上的物种急剧减少，下一代能亲眼看见的动物越来越少。这种危机促使学者从将动物看作是客体和资源使用转向思考与动物共存共生。当国际学界出现这样的自觉意识之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史作为一门新兴学问应运而生。动物史试图从动物的角度，分析动物如何参与并塑造人类的社会生活，帮助人类重新定义自身。动物史也关注环境和生态危机，因此可以说是环境史的延伸。此外，与传统科技史主要将动物视为人类思考和研究的客体相比，动物史特别增加了关怀动物生存状况的伦理维度，因此为传统科技史增加了人文面相。

　　近二十年来动物史研究蓬勃发展，但仍然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动物史作为一门史学新兴领域，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局限，因为动物本身并无语言文字，也不能创造出图像材料。人类对动物史的认识，必须仰赖自身创造的史料，包括语言文献、视觉图像、传说和口述资料等。因而历史学者在阐述史料中呈现的所谓动物的声音和动物的能动性时要特别小心谨慎。

　　其次，目前动物史所探讨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特别是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些动物长期以来被当作人类重要的营养来源，在远古时期参与了人类历史进化，历史上也被用来制作皮毛用品，甚至成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人类从动物那里获得灵感，创造文学、艺术，再现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如牛、马等，留存下来的史料较为丰富，而相当多的未驯化的野生动物，如麋鹿等，古人与其接触不多，留存下来的史料较少。甚至大熊猫这种现在大家广为熟知的动物，直到近代才引起广泛关注，古代的史料相当有限。至于一些海洋动物，如鲸鱼、鲨鱼、海星等，古人也所知甚少，因而留下来的史料不多。这些都给更为全面广阔的动物史研究带来很多困难。

　　最后，动物史主要由欧美学者倡导，目前动物史研究并没有出现国际性学会和组织，在大学和研究院也没有学系和研究所等学科建制，仅在美国纽约大学等少数学校设立了以动物研究为主修的专门学位,完备性尚待时日。

　　动物史虽然面临学科建制不成熟的挑战，不过也存在着发展机遇，出现了不少国际项目以及合作计划。动物史研究的论文也经常出现在一些期刊上，比如《社会与动物》等，这些期刊不仅仅限于动物史，大多是广义的动物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出版社出版动物史系列丛书。中文学界也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海外动物史重要论著的中译本以及中国学者原创的学术研究作品。显然，未来动物史研究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动物史受到去欧洲中心主义、去殖民主义的影响，出现全球史研究的趋势，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特劳特曼在其著作《大象与国王：环境史》中探讨了大象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政治意义，特别是王室用大象进行祭祀、狩猎和展示来构建王权的象征性意义，以及大象在南亚和东南亚历史上所发挥的军事作用，甚至也涉及了大象在近东地区和欧洲作为战争工具的流布。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近年来尤为关注亚洲的动物史。历史上，来自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各民族通过丝绸之路，将一些动物作为贡品或者贸易物品带到东亚；基于亚洲历史上各国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动物外交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此外，欧美探险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遗址和古代遗址中发现和收集了许多写本和铭文，这些丰富的文献以多种不同的语言写成，包括于阗语、中古波斯语、蒙古语、粟特语、西夏语、藏语、吐火罗语和突厥回鹘语等。对这些文献中出现的动物进行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亚洲的动物文化及其在塑造亚洲历史乃至更广阔的人类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亚洲动物史研究，除了上述关注重点，近年来欧美学术界还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品，如耶鲁大学教授米哈伊尔的奥斯曼帝国埃及动物史、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布姆加德的马来世界猛虎研究等等。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工作坊，也频频出现有关亚洲动物史的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亚洲地区的学者，无论研究文学、历史还是宗教，都开始重视动物研究，并将动物研究的新方法与文本分析的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以揭示动物在传统和近代亚洲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功能和角色。

　　动物史的发展与人类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在一起。未来的动物史研究应该继续拓展地理范围，从跨国和全球的视角，关注不同族群如何记录动物的活动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动物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科技角度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近些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脑成像领域。美国动物行为学家斯洛波奇科夫与计算机专家合作，通过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翻译器，将动物的声音、脸部表情、肢体动作译成人类能懂的语言，实现人与动物更为密切的情感交流。而另一位美国学者伯恩斯则用脑成像技术试图理解动物的心理活动。这些科技发展，可能会重新定义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挑战。面对这些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议题，动物史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后世的永续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